（三）即时性 警察武器使用具有极强的即时性，由于实战情况是瞬息万变的，警察在紧急情况处置中，常常需要根据现场情况即时作出反应，因而来不及向上级请示甚至没有余暇进行更多的思考。

如果国家秘密缺失了法院的审查判断，任凭行政机关的托辞借口都豁免公开，《条例》就将成为一纸空文，公民的知情权将无从保障。当然，在实践中，出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隐私的需要，某些政府信息也应当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对普通公众暂时不予公开。

作为《信息自由法》的前身，《行政程序法》曾规定个人对申请公开政府档案负有举证责任，证明自己需要知道[need to know]该信息。1998年，国家统计局颁布的《关于印发〈经济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中有关统计工作条目的解释的通知》(国统字[1998]236号]第1条规定，国务院有关经济部门上报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领导同志的专题经济形势分析报告、对经济发展的预测和建议中反映财政形势和专题研究的统计报告属于机密级事项。《条例》第9条是对主动公开信息的概括总结，这是必要的，但随之而来的不足是无法具体穷尽地罗列政府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类型。[22]由于这项规定限制了公众对政府信息的知情权，遭到了学术界的普遍批评。但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却显示，在国际范围内，中国政府预算公众知情的总体水平较低。

国家年度决算草案、中央年度决算草案和未公布的国家决算、中央决算收支款项。(7)经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确定的其他秘密事项。随着立法的发展，逐渐增加了对成文法的注释。

(24)一定程度上接续了民国行政法学、连通了外国行政法学，使我国行政法学在新的起步阶段有了台阶，而不至于完全白手起家。实践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具体行政行为和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的界定问题。(83)参见郝明金：《行政行为的可诉性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2页。(47)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讲话》，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89年版，第18页。

(74)甘文：《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之评论：理由、观点与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序(罗豪才撰写)。抽象行政行为尽管没有成为法律概念，但是《行政诉讼法》第12条的排除列举中，第(二)项是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32页。(37)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03)我国的行政行为型式论才刚刚起步，恐怕还没有弃之如敝屣的本钱。而规划和风险行政所提出的目的预测性等问题，则可以导入行政行为的合目的性控制加以调控，从而实现对良好行政的追求。

上述研究所展现出的新的可能性，同时也促使思考行政行为作为法学概念的功能再造。(105)在此次《行政诉讼法》的修订中，最高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实践即提供了丰富的经验。(111)王天华教授在行政法学基本概念与体系研讨会上提出，浙江杭州，2014年11月22～23日。但自从行政诉讼法将具体行政行为规定为法律用语，而且涉及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以后，细致具体地阐明两者的内涵，划分两者的区别，就十分重要了，由此也引发了许多争论。

(49)这样一来，法释义学上在(具体)行政行为上的作业，就逐渐集中于解决行政诉讼的可诉性问题。应松年教授主编的关于行政行为法的研究，开启了关于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许可强制等一系列行为形态的研究。

(44)参见江必新、梁凤云：《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第二版)》(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王名扬先生认为，这种分歧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两国行政诉讼管辖的范围不同。

关于该书的评论及其在近代中国行政法学中的意义，参见王贵松：论近代中国行政法学的起源，《法学家》2014年第4期，第150～165页。这就为今后较长时间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埋下了伏笔。(43)这么多年过去，似乎也很难说有了根本变化。行政程序(篇名)1283条，行政程序(关键词)830条。参见何海波编著：《法治的脚步声——中国行政法大事记(1978-2004)》，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5页。全国第一例行政案件，深圳市蛇口区环境监测站诉香港凯达企业有限公司，就是官告民的行政执行案件，参见杨小军：《重大行政案件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当其内容符合具体行政行为属性时，不论其外在形式，而直接认定其中含有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属于可复议的行政行为，从而将其纳入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行政行为概念的源流、解释及其功能变迁比较集中地呈现了这一样貌。

这样，在学理层面，采用了王名扬教授主要借鉴于法国法的行政行为概念，但又采用了德国式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司法政策，开始逐渐体现在判决和案例中，进而影响着对行政行为的解释

(85)参见前注(54)，张树义文。该文还从行政诉讼受案的角度强调区分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十分重要的意义，提出区分抽象行为与具体行为的根本标准系行为所指向的对象是否特定。

行政立法(篇名)981条，行政立法(关键词)6021条。截至1989年《行政诉讼法》颁布，共有130多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了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109) 本文考察的行政法释义学，以法院裁判为中心，从面向司法的行政法学的角度加以把握，对面向行政的行政法学没有充分展开。第三类研究，可参见‘第三人惊吓损害侵权责任的比较研究专题，《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第79～149页。

在为对这一时期行政法研究进行综述而搜集的文献资料中，仅有两篇论文被收入文献目录，分别是：殷衷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法的对象与体系问题(《教学与研究》1958年第3期)。行政措施作为具体的行政行为，与行政管理法规不同。

这被认为是第一篇以具体行政行为为论题的学术论文，参见前注(34)，刘莘主编书，第105页。(83)参见郝明金：《行政行为的可诉性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2页。

(46)何海波对应松年教授的访谈(尚未公开发表)显示，具体行政行为是替代行政处理决定的一个概念。(100)此外，网络的兴起引发的行政法变革，对行政法学的意义更是值得加以充分关注。

这就使学说上行政行为的抽象—具体认知框架失去了规范适用上的价值。关于具体行政行为界定的其他面向的问题也不断涌现，例如，是—不是、内部—外部、单方—双方、阶段—终局、作为—不作为等。(47)为此，行政诉讼法立法之初，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的过程中，在参考当时的法学教材并征求了法学界意见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对具体行政行为下定义的方式解决受案范围问题。而法律关系理论则能够提供有关法律现象的全方位观察视角，并适合不同的社会利益关系结构与私人权利基础之分析和论证。

法学学说是否、能否和如何有效吸纳和组织这些新内容，是中国行政法(释义)学本土生成的关键。(105)在此次《行政诉讼法》的修订中，最高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实践即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98)参见朱芒、陈越峰主编：《现代法中的城市规划——都市法研究初步》(上、下卷)，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⑤前注②，李洪雷书，第12～13页。

(43)参见江必新：《行政诉讼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94)参见王锡锌：英美行政法‘合法性解释模式的困境与出路，《法商研究》2008年第3期，第94～105页。